中国古代的大学生是怎么样的？他们学些什么？又考些什么？古人上了大学后，是不是直接去朝廷打工了？

　　西周辟雍、宋朝书院、明朝国子监……中国古代的学校是如何建立、发展的？这些学校和当时的朝廷又有着怎样的关系？

　　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和我们受到的教育关系密切。我们能接受什么样的教育，和国家的历史、政治相勾连。而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总体境况，又将影响政治与历史的发展。

　　钱穆在《国史新论》中写道：“全部中国思想史，亦可谓即是一部教育思想史。至少一切思想之主脑，或重心，或其出发点与归宿点，则必然在教育。中国一切教育思想，又可一言蔽之，曰：‘在教人如何做人。’”

　　今天，我们摘选了书中“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”一章，呈现中国古代教育的兴衰与特色，“就新时代之需要，探讨旧历史之真相，给时人以借鉴”。

　　西汉的教育制度和选举制度是相结合的。要想成为政府官员，需要进入太学学习一年并参加考试。

　　西汉教育制度之重要性，乃以“育才”与“选贤”双轨并进。换言之，乃是教育制度与选举制度之配合行使。由地方学即郡国学申送十八岁以上青年入太学，受业一年，经考试，以甲乙等分发。甲等得在宫廷充皇帝侍卫，乙等回归本乡作吏。

　　为吏有成绩，重得选举入充皇宫侍卫，再由侍卫分派到中央及地方政府担任各职。

　　此一制度，形成了此下汉代政府，较之以前历史上所有之旧政府，展现了一独特之新面相。凡属政府成员，皆须太学出身，或是由太学生服务地方政府为吏之双重资格为出身。此等人，皆经政府之教育与选择。每一成员，既通经术，亦长文学，又擅吏事，汉人谓之“通经致用”。纵位极丞相，亦不例外，必备此资历。故汉代自武帝以下之政府，乃备受后世之崇重。后代政府，亦莫能自外于汉代之规模，而别创一新格。总之是受教育的始能任官职。教育地位乃显在政治之上了。

　　博士于五经，有兼通，有专精。但虽兼通，亦必以专经任教。惟一经亦可有几派说法，经太学博士与朝廷公卿会合审查决定。所以到宣帝以后，五经共设有十四博士，即太学有十四个讲座，此外不再添列。

　　所难者则在考试，须定一客观标准。故每一太学生，必申明其自己乃依据某一讲座之说法而作答。汉人谓之“家法”。五经共分十四家，每一经之章句训诂，必遵从某一师之家法，以为考试之答案，乃能及格。其实所谓师传家法，皆为便于考试；在学术上，其高下是非则仍待讨论，非有定案。

　　但太学在此后已成为利禄之途，来者日众。其先博士弟子只五十人，渐增至一百人、两百人、一千人。有人说孔子弟子三千，太学生名额遂亦增至三千人。此已在西汉之末年。下及东汉晚期，太学生乃增至三万人。试问十四位讲座，如何能教三万名学生？太学至此，逐渐变质，失却了开始重视教育之用意。

　　汉朝考试需要遵循“家法”，但有这种墨守成规的标准答案的存在，创新活力受到抑制，民间私学因故兴盛。

　　既定家法，则重墨守，陈陈相因，无发明，无创辟。私人聪明反而窒塞了。于是官学遂又不受人重视。真心求学的，重又转归到社会私学去。私学即是排拒在博士讲座之外的；或是在博士家派之外，自有讲法的；或是在博士家法之中，有所融会贯通的。既非十四家法，即为太学所不容，于是只在民间设教，当时谓之“开门授徒”。

　　太学博士所讲，以其为当时所通行，称为“今文经学”。民间所授，以其非为当时所通行，乃称为“古文经学”。古文经学无家法，可兼通，可博采。此亦都在东汉之世。私学乃又代官学而崛起。

　　其间最值一述者有郑玄，山东高密人，曾造太学，又自向私学从师，游学遍全国。以东方无足问者，乃西入关，因涿郡卢植介绍，投马融门下。马融门徒四百余人，升堂受业者五十余生。玄在门下，仅得高业弟子转授。三年，不获见融一面。某日，融会诸生考论图纬，闻玄善算，召见于楼上。玄因得备问所疑。既毕，辞归。融喟然曰：“郑生去，吾道东矣。”玄不仕在乡，弟子自远方至者数千。曾途遇黄巾数万人，见者皆拜，并相约不敢入县境。孔融、袁绍亦对玄备致敬礼。

　　就历史言，无数百年不败之政治，亦无数百年不坏之制度。西周以下辟雍、泮宫等制度，今已无可详说。秦汉两代博士制度之演变，经学上今古文双方之异同得失，余已有专书详述。惟郑玄以在野学者之身，当朝廷提倡数百年经学达于堕地将尽之际，玄之为学，不专治一经，更不专师一家，能囊括汇通，成一大结集。此下十四博士家法师传尽归散失，惟郑玄最晚出，而使经学传统不坠重光。其功绩实为两汉经生四百年来所未有。

　　可见教育事业，主要在“师道”。师道所贵，主要在为师者之“人格”与“学问”。振衰起弊，承先启后，其能发挥绝大功能者，则多在师不在学校，又每在野不在朝，抑且在乱不在治。如郑玄之在两汉，即可为一例。故其人在中国教育史上，尤为后代所重视。

　　郑玄稍前，有一郭泰亦当附说。郭泰亦当时一太学生。其时太学生数万人麇集京都，博士倚席不讲，又值朝政黑暗，激起太学清议，成为当时政治上一难对付之力量。而郭泰是太学生中之翘楚。同时又有苻融，亦太学生，师事少府李膺。膺乃当时名公卿，但见融，必绝他宾客，听其言论，为之捧手叹息。郭泰家贫，从其姊夫借五千钱，远出从师。并日而食，衣不蔽形。及来太学，时人莫识。融介之于膺，时膺为河南尹，待以师友之礼。后泰归乡里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，车数千辆。泰惟与膺同舟而济，众宾望之，视若神仙。时汉政已污浊不堪，太学亦有名无实。但公卿中有贤如李膺，太学生中有英特奇伟如苻融、郭泰。其故事著之史籍，长供后人玩赏。虽无救于汉室之覆灭，但中国文化之内蕴，与夫其社会精力之充盛，可知此下尚有无穷生命，决不随一时朝政而俱熸。

　　唐朝国力强盛，公立教育再度兴起，但和汉代不同的是，唐代的教育与考试不再捆绑发展。唐代以考试选拔人才，考试内容看重诗赋创作。

　　隋唐统一盛运再兴，于是汉代公立教育制度亦随之复起。唐初太宗时，高丽、百济、新罗、高昌、吐蕃，都派留学生来中国，太学生多至八千余人。又有书、算、律各门专科，学制似较汉代更为进步。

　　但汉制须先进太学，再经选举；而唐代则教育、考试分途发展。太学出身与进士之公开竞选属于两事，把考试来代替了汉代之选举。学校出身其事易，公开竞选其事难。社会群情，都看重进士，不看重太学生。当时中央政府地位虽高，而国家公立教育则未有大振作。抑且唐代还有门第教育与寺院教育之存在。就教育言，则未见有大胜于魏晋南北朝之世。

　　唐试重诗赋，其事亦未可厚非。考试本是一种智力测验，短短一首诗，其中有学问，有抱负，有寄托，有感想；不仅智力高下，即其学问人品，亦可于此窥见。若作策问或经义，题材内容，先已有了限制，未易出奇制胜。而且陈陈相因，易于揣摩抄袭。不如诗题，层出不穷，无可准备。而应考者却得借题发挥，各尽其趣，于拘束中见才思。

　　唐代终于把进士考试来渐渐替代了门第势力。社会孤寒之士，亦得平地拔起，厕身仕宦，使仕途不再为门第所垄断。而寒士应考前，则常赴寺院中读书。乃有如王播“饭后钟”故事。相传播客扬州某寺，随僧斋餐。僧加厌怠，乃斋罢击钟。播作诗有“惭愧阇黎饭后钟”之句。后播显达，出镇扬州，访旧游，其所题诗，已受碧纱笼之。或传段文昌事与此相类。其他此等事，亦复屡见。

　　故可谓唐代仅有考试取才，而无学校养才。养才仍赖于寺院与门第。寺院所养不为世用，门第出身比数渐不如进士之多。而进士又仅尚诗赋，不免实学渐衰，流于轻薄。唐晚季，昭宗时，郑綮以为“歇后诗”得相位。彼自谓纵使天下人皆不识字，相位亦不及于我。制诏既下，曰：“笑杀天下人。”又曰：“歇后郑五作相，事可知矣。”或问綮，相国近有诗否？曰：“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，此处那得之？”此亦可谓有自知之明。

　　然国家岂得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人来掌理治平。其时则已若政府社会举世无才，有才则只在寺院中作禅宗祖师去。

　　唐末有书院教育，此事乃门第教育之残波余影。门第没落，子弟向学无共学之人。乃于宅旁建书院，藏书其中，延纳俊秀之来者，可为子弟作师友。又为避世乱，常择名山胜地建书院，则受寺院影响。而书院之盛，则待宋代。故言中国教育史，有唐一代，实有腰虚中弱之象。此亦不可不知。

　　明朝广泛立学，学校教育与考试制度再次融合，学生想要进入国子监，须先参加科举考试，进入国子监后，需要学习十几年，方能出任官职。

　　明太祖未定天下，即在婺州开郡学。及即帝位，诏天下郡县皆立学。府设教授一，训导四。州设学正一，训导三。县设教谕一，训导二。生员自二十人至四十人。据一时统计，全国府、州、卫、所，共得教官四千一百余员。较之北宋元丰时学官，几多近百倍。则明初注意兴学不可谓不力。

　　地方生员升至国学，初称“国子学”，后称“国子监”。监生分赴诸司先习吏事，称“历事监生”。亦有遣外任者。在学十余年，始得出身。洪武二十六年，曾尽擢国子生六十四人为布政、按察两使及其他高级官职，出身远优于汉之太学。又必生员入学始得应举，则学校与考试两制度亦复融合为一。此皆明制之优于前代者。

　　即在此后，明代南、北监，常简大学士、尚书、侍郎为司成。一时名儒为国立大学校长者，项背相望。昼则与学员会馔同堂，夜则灯火彻旦。不乏成材之士出于其间。明代国力，与汉唐相抗衡，人才辈出，亦与政府重视教育之意有关系。

　　然由政府办学，学校兴衰，终视政治之隆污而判。故明代之教育制度，虽可称道，而教育功效则终有限。此孟子所谓“徒法不能以自行”也。

　　又明代政府中，拥有大批学人，可以不负实际行政之职位。此亦兼寓有一种教育意义在内。进士及第，一甲得入翰林，二甲、三甲得选为庶吉士。因其未更事，俾先观政，同时进学。此一制度，论其渊源，实颇似于秦汉时代之有博士官。翰林犹如博士，庶吉士近似博士弟子。回翔政府，储才养望。此制为清代所沿袭。论其制度，有张有弛；论其作用，有显有晦；论其意义，在政治集团之内而别有一种养贤储才之机构与组织，此则大值重视。

　　汉代政府之此项措施，乃受战国诸子在野讲学之影响。明代政府此项措施，则受宋元儒在野讲学之影响。唐、宋两代之政府中，亦有与汉、明大同小异相类似之措施。此见中国政治重视学术与教育之传统精神，乃无时或已。此乃中国政治史上一大特点，所当大书特书，以供后人作参考。

　　惟由政府来提倡学术，培植教育，其最高意义总不免偏重于政治。此已不能满足在野学术界之理想要求。而且中国传统政治，学校、选举两途并重。学校在造贤，选举在拔贤。而学校与选举之两者，均不免要以考试为标准。考试制度之在中国，递有变迁，而终于不胜其流弊。唐代以诗赋取士，其弊已如上述。明代以经义取士，其变为八股，流弊更甚。于是民间讲学，仍必与朝廷提倡相对立。

　　明代民间讲学，虽远承宋元，下至武宗时代王学特起而大盛。阳明政务在身，而兼亦从事讲学。其所至，学徒群集。唱为“惜阴会”，欲使学者时自集会，讲论研究。及其身后，流风益甚。各地社会，自有组织。其大弟子，年有定时，分赴各地。一面借此集会，交换心得，讨论新见；一面集合群众，公开演讲。称为“讲会”，亦称“会讲”。

　　此与朱陆书院讲学有不同。一则讲会近似一学会，学者借以互相切磋。一则讲会以宣传普及为务，更近一种社会教育。循而久之，以普及代替了提高与深入。故此种讲会，虽曾一时风起云涌，而亦滋流弊，终于不可久。

　　最后乃有东林书院出现。此一书院之规制，更近似一学会。学者常川集合，轮流主讲，重在自相切磋。而所讲亦涉及当时之政治。逮此一学会遍及全国，更复在京师有分会，乃引起政治。直至明室覆灭，党祸始告结束。

　　下至清代，政府公立学校，无论在中央，在地方，其在传统上均已名存实亡，无一定之宗旨以为规则，以为号召。在野学者，风气亦变，无复宋、元、明三代讲学之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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